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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一中厕所门:徐中玉与林毓生两位先生关于《论语》的一次交锋

时间: 2019-07-11阅读:

两位先生有关《论语》的交锋,可以看作中西观念长期磨合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

徐中玉与林毓生两位先生关于《论语》的一次交锋

:2019年6月27日,徐中玉先生逝世,享年105岁 (资料图/图)

华东师范大学附近有长风公园。公园里有一个湖,叫银锄湖。住学校附近的教师,常常到这里绕湖而走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有看见徐先生在这里散步了。这原本是公园里的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: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银发满头,步子健朗地在前面走着,一个七十多岁的保姆,始终保持距离在后面跟着。我总觉得这样的风景可以像湖畔的柳风,池塘的荷绿,中天的月色一样,作为长风公园的一部分永远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。然而终于有一天,我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:有些东西,只能永远定格在过去。

徐中玉先生逝世后的这些日子里,意识到这样的风景成为过去,于是多少有一份责任,应该把我所了解到的东西写下来。像我这代人,亲身接触过王元化、钱谷融、施蛰存先生这些师大前辈,忝而为懿亲弟子,我深切地知道,这一辈老师,不同于我们现在这一代,也肯定完全不同于将来的一代知识人,他们的生活世界与思想风貌,吉光片羽,弥足珍贵。因而,纪念他们就成为对历史的守护与典藏,而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的悼念与回忆了。

古今中西的兼容并包

华东师范大学是个有传统的学校。其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古今中西的兼容并包。现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先生推崇《文选》《庄子》,因而与鲁迅起争议的故事,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掌故。现代文学史家钱谷融教授对《世说新语》的终身酷爱以及对其老师教授伍叔傥教授的一生追随,也是一段佳话。徐先生的老师老舍是著名的新文学家,但由于他在国学传统深厚的中央大学读本科,所以深深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。因为老父曾是中大政治系的学生,在重庆与南京各读两年书,我因而有机会以此为话题,抱一份“怡然敬父执”的情怀,与中大的前辈(包括蒋孔阳先生等)叙旧,谈论那里的旧人旧事,吴宓、宗白华、方东美、胡小石、柳诒徵、唐君毅等。我心中的学术,正是这样的长河千里;我心中的大学,正是这样的传薪不绝。而徐先生在中大重庆时期显露出其领袖才华,担任文学会主席,更为活跃趋新,先后邀请郭沫若、李长之等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来校讲学,在中央大学乃至在重庆都引起了轰动和争议。

我以为,施蛰存、钱谷融、徐中玉三先生,以及先师王元化先生,都有一种喜新而不厌旧的包容风范,这一点,似乎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,比较少了。有一回陈平原兄有点无奈,又有点宿命地说:“我们无论如何跨界,在别人的眼中,永远都是某某某是做这个的,某某某是做那个的。”学科的专业定位当然带来了学术的专精,然而也失去了一些格局、通识与时代情怀。某种意义上,我们越来越像日本汉学家了,然而并不一定学得到日本人的精致与从容。

人格魅力

华东师大的老先生拥有的另一个财富是“人格魅力”。在坎坷的时代人生际遇中,他们都立身有本,高风淑世,一个大写“人”字的生命故事,各自都讲得精彩。徐中玉先生因为不汇报许杰的言论而被打成右派,已成为佳话传诵。就四位先生的特点而言,以我个人的交往来说,无论是施先生的冰雪聪明,钱先生的豪华落尽,先师的健爽英发,都是一时之选。徐先生是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。煦煦然仁者之风,与之相对,如坐春风。简单比较,徐、王、钱、施,就是春、夏、秋、冬。西人喜说:我来了,我看了,我走了。康德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散步,无一故事,何等无趣。吾国老先生尤其是文哲知识人,有故事才有情义,有光彩。生命才不枯干萎缩。

徐先生长于奖掖提携后学是非常有名的。我隔一段时间去他家看他,他书房的桌子上总是报纸期刊杂志满案,吃惊的是,他总会提起我近期的某文,说某一个意思很好,嘱我多给他主编的《文艺理论研究》撰稿(但毕竟是本系的老师,我还是尽可能往外投稿)。有一回他很好奇地问我:你写的那些关于巴黎的文章,是如何写的?你懂法文么?我解释说,我学了一点法语根本用不上。文章中的这些材料,一是我有一个名为“法语王”的翻译器,二是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法国国际网站,可以搜索有关法国文化的大量信息。这些事可见他对小辈的关心。他不仅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座师,还多次有求必应,担任我的博士生答辩会的主席。我后来偶然在徐先生捐赠王元化学馆的书籍中,见到他在我的博士论文上的批注,满纸划杠,或指出硬伤,或商榷异见,或红圈,或问号,多达四五十处,我心中真是感愧交加。

指导刊物和学会发展

我从1999年即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工作,参与了学会的刊物编辑,而这个学会与刊物,正是徐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创立的三个学会与两大刊物之一(华东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发展得好,与期刊、学会掌握了学科话语权有重要关系)。既便是后来先生不再担任主编与会长了,他也十分关心刊物的稿源与学会的发展,以他对古今文学理论的宏观把控与前瞻眼光,给予重要的指导。

他的一个态度和两个思想,一直是我们办刊的指导思想:一个态度,即办一份干干净净的学术刊物,不收钱。他多次对我说起某某或某某某要出钱包一个专栏,他坚决反对,不为所动。在一些学术刊物拜倒在金钱之下的狂潮中,我们的几个刊物没有倒下。两个思想,一是反观空洞,二是力尚创新。说来话长,文风空洞之弊,原本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通病。那是思想大于学养,口号多于真干,立场胜过论证的时代。徐先生主持的学会会风与刊物学风,纯正而稳重扎实,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四十年,深深获得学界的好评。而反对空洞文风,跟他长期注重资料卡片的习惯有关系,养成了言之有物的学术特色。后来他在卡片的基础上,主编了一套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料汇编》,对于当时的研究者,这套书无疑是案头最重要的资料集成。主张创新,我想这与他性格中关心古代文论的当代转化有很大的关系。他跟元化先生在这一点上很一致,他们都不是埋头故纸堆的书斋学者,而是对当代理论思想一直保持着必要的敏感,因而有一种守正出新、活古化今的思维。他就像是一面旗帜,在古代文学理论学界,高标宗旨,聚焦人气,团结同道,发展出一波一波的新论述,使学科不断产生重要的学术活力与社会影响。

我们一起参加过上海、呼市、保定、武汉、济南、昆明、成都等很多届年会,同车同机,甚至有时就住在一个房间里,照顾他老人家。徐先生头脑之清楚,做事之周到,思维之细致,八十多岁还能做总结报告,细大不捐,点评参会代表的论文要义,表彰有新意的观点,引发观点与观点间的联系,收放自如,被会员们视为奇迹。学会越来越发展壮大,有一千多名会员。记得有一次我曾与先生谈到自己的困惑:“这个学会好大好杂,有人喜欢理论,有人喜欢文献,这两种人,将来如何在一个学会里相处呵?”徐先生回答十分干脆:“学会不改变什么,只是朋友聚聚,所有的意见,都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不必担心。现在主要是生发与创意不够,这方面稍多加关注就可以了。”这是我在2001年10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的一段话,至今读来,其中智慧,为我辈所不能及。因势利导,相互促进,心情舒畅,一个一千多会员的学会,非常需要有一种具有人格魅力、仁厚慈祥的长者,而且心底无私,完全不计个人名利。仅以一事为例,徐先生有求必应,为很多人写序,因此而牺牲了自己写作专著的时间,有人曾经以此为诟病,认为序文太多。然而,经师易求,人师难得。如果我们不简单以“经师”来要求他,而以“人师”来理解他,就知道他那样做,正是牺牲自己,而成全了许许多多的年轻后辈。

徐中玉与林毓生两位先生关于《论语》的一次交锋

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林毓生 (资料图/图)

与林毓生先生的一场争论

徐先生是非常温和而低调的人,我最难忘记的是每当与王元化先生雅集的场合,元化师总是滔滔不绝,而徐先生总是说话不多,永远保持着一付笑眯眯的倾听者表情。但是,在一些重要的时刻,他还是会慷慨激昂,据理力争。2001年10月20日,我们邀请林毓生先生来华师大文科大楼作报告,题目是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》,王先生、徐先生都到场了。林先生报告中讲到,近代思想很多都是假问题,唯有一个真问题,即如何学西方,在他看来,非常失败。梁漱溟等人都不行。讲完,听众提问环节,徐先生说儒家在现代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他那时刚刚写了三万字有关《论语》的文章,有很多想法。而林先生打断了徐先生的话,说儒家不是不对,而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,基本上是一个零。但是在家庭、教育方面,仍有意义。在现代,儒家如果定错了位,就糟糕了。……徐先生这时也打断了林先生,说我看儒家不仅仅是以身作则,独善其身,义利之辩、民贵君轻等思想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不朽意义云云。

当时二位先生各执己见,都有点激动。后来我想了一下,其实双方都未能真正理解对方。林先生对中国传统,一贯持创造性转化的观点,重要是的要区分不同的领域,私域的事情德性管,公域的事情政治管,政治是一整套的设计与配套程序,传统帮不上什么忙。而徐先生身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中,最了解中国的事情不能简单搬用来自西方的那一套设计,而传统儒家绝不仅仅是修身一套,也有其核心的价值,可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与道德的基础。而两位先生有关《论语》的交锋,可以看作中西观念长期磨合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

记得徐先生家住在师大一村的老式公寓的三楼。这座公寓里面全是老旧木地板。每回陪他一起外出开会,从机场乘出租车夜深回来,都要踏上吱吱嘎嘎作响的老旧木楼梯,与先生作别。这回是永远作别,不会再踏上吱嘎作响的楼梯了。然而那情景所蕴含的岁时悠长之思与人情温润之感,却永远延续下来,不止是记忆,更是永不消失的温情与敬意。(原题“徐中玉老师”,现题为编者所拟)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晓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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